无论是郑刚令，还是屏风后面的李日知，都以为王大碗接着就要说银囊被人偷了，估计可能是在客店里丢的吧，客店里的小偷可能会比较多些。
王大碗接着说道：“只因城里的旅店都贵，草民又收完了账，没必要再在城里多花钱，昨晚便投宿在城外一家名叫慕容老店的通铺店里……”
李日知是不知道什么叫通铺店的，但郑刚令是知道的，通铺店其实俗名就叫做大车店或者赶脚店，因为住店的旅客都是睡在一张大床铺的，所以才有了这个叫法。
一般来讲，只有最贫穷的百姓，才会选择住这种店，虽然住宿的条件差，但胜在便宜。
郑刚令摇头道：“你身带着银钱，是不应该住在这种店里的，客人又多，进店离店的时间又都不同，却又睡在一张大铺，要是有人偷了你的银钱，你都没法确定是谁偷的，甚至你一觉醒来，那偷你银钱的人，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知谁偷的，本官都没法儿替你抓贼寻钱啊！”
屏风后面的李日知却摇了摇头，从王大碗进二堂后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只是外表长得有些吓人罢了，而且他应该很仔细，如果马马虎虎的，德兴记的东家是不会派他出来讨债的。
那么，按这种性格来讲，这个王大碗应该是不会抱着银囊睡觉的，所以就算是有小偷，也不可能从他身偷走银囊。
李日知忽然想起，自己以前跟着父亲出外行医时，住店时父亲常常把重要的物品交给客店掌柜的，让掌柜的代为保管，只是不知通铺店是不是也这样？
按着王大碗的性格来推算，通铺店应该是可以为客人保管东西的，而王大碗也一定是这么做了，只是不知在做的过程中，不知出了什么纰漏！
李日知想了这么多，可郑刚令却没有，他很擅长读书，但擅长读书，却不见得也擅长断案。
所以郑刚令还在按着自己的思维往下问：“你记得当时睡在你旁边人的模样吗？本官可以叫画师来，画出那人的影像，悬赏捉拿，不过，那赏钱，却是需要你来出的。”
王大碗却摇头道：“草民的银囊却不是被小偷偷走的！草民进店时，把银囊交给了店里的掌柜，请他代为保管，并且立下了字据，只因当时在场的人太多，草民怕别人知道银囊里全是银子，钱财不能露白，得小心些才是，所以故意说成是钱囊，字据也是这么写的！”
话说到这里，无论是李日知还是郑刚令，便都明白这案子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那张字据！
虽然李日知年纪小，可也知道银囊和钱囊的区别，这时候一贯钱大概能换一两银子，尽管不同地区或是不同时期有所浮动，但大体是这种兑换价格。
一个银囊里装银子能装四十几两，换成铜钱就是四十几贯，但如果说成是钱囊，里面放的是铜钱的话，顶多也就放两贯铜钱罢了，这中间的差别可大了！
如果那通铺店的掌柜吞下了四十几两白银，那他可赚大发了，用这些银子再开一家通铺店都足够了。
王大碗把后面的事情都说了出来，其实整件事情有也就非常简单明白了，和李日知想的一样。
基本情况就是王大碗早醒了之后，便去找掌柜的要银囊，当他把字据递过去之后，掌柜的便给了他一只钱囊，囊是没有换的，可王大碗打开一看，里面的银子却被换成了铜钱！
王大碗当然不干了，他和掌柜的理论，说自己的是银囊，不是钱囊。可是，掌柜的指着字据的“钱囊”二字，告诉他存的是钱囊，还的还是钱囊，这没有错。
而且钱囊鼓鼓的，明显里面满满的装满了铜钱，再也塞不进去了，这说明他完全没有动过里面的钱，是诚实之人，可王大碗却把钱囊说成是银囊，这是要敲诈啊，王大碗这个客人实在是太不地道了。
两人当场就吵了起来，不但惊动了别的客人，就连掌柜的妻子都惊动了，他妻子跑出来帮着吵，夫妻二人合力吵架，王大碗完全不是对手。
吵了半天，王大碗见自己落了下风，便开始找昨天在场的客人，当时他在存银囊时，周围可是有不少人呢！
幸运得很，昨天在场的客人，被他找到了六七个，不幸运的是，这六七个客人竟然全都说当时王大碗存的是钱囊，而不是银囊！
掌柜的得意之极，现在有客人作证，有字据为凭，这是人证物证俱全啊，他完全占了风，而他的妻子得理不让人，其实就算没理，她也一样不让人，竟然扑前去，对着王大碗吐了一口唾沫，正好吐到王大碗的脸！
王大碗愤怒之极，拉住了掌柜的，就要扭送他见官评理，可巧的很，当时在店里面，正好有一个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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