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那一年驻广西、贵州、云南三省的陆军部队虽然分属两个大军区，但却统一征兵，新兵全部送到贵州省军区的训练基地进行入伍训练。
各地到来的几千名新兵组成了四个新兵团，住在训练基地简单搭建的简易平房和帐篷里。四个新兵团划出了四块营地，每个营地都有5060个帐篷或简易平房。
新兵刚来就被分散到四个不同的营区，而每个营区互不能串走，只能在本营区中活动。见到如此大的一大片营地，我也被惊住了。和我以前在内蒙父亲的营区比，这里是太大了和我所住的上海干休所的营区比，这里又太简陋了。相同的则是，营区里的帐篷搭建整齐、环境干净，竖立的标语牌有同样的内容。
很快营区里面充斥了说着南国北方各地语言的小伙子，是同乡的亲热些，说的话多些。但不久在老兵班长的带领下，不同地方的新兵也都熟悉起来，性格相投的像好弟兄般交好，成为不错的伙伴。
我大多数时间是关注着身边的新兵，和他们说话不是太多，主要我是个大学生士兵，似乎与他们有着莫名的区别。管他呢！我只要好好训练，一心奔向特种兵。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学生士兵还是个新事物，在部队并不多，挺新鲜的。所以这个大学生的身份，虽然带不来和战友的那份亲近，班长、排长也对我看得挺紧，却在对我严格要求之下，比较公道，与那些农村出来的新兵有些区别。
在新兵训练基地，开始了每天的出操跑步、队列训练那一套每个新兵都要经历的从老百姓转变成军人的过渡期。枯燥吗？或许，但绝没有超过自小修炼时的那种反反复复、还要专心一致、不可出错的行功过程。队列训练那一套，在大学军训刚练过不久，因为掌握得挺好，自我感觉是不错的，可我在表情上和行动上都没表现出烦躁和难忍，仍是忠实、积极地完成一切教练，让班长、排长对我刮目相看。
新兵训练的艰苦，对大多数新兵来说是考验，让很多新兵，尤其是农村的新兵叫苦不迭。面对新兵的惨状和难以形成正确的固定动作，每个新兵班长都是下死劲去教练新兵，让那些动作要领掌握好的新兵也陪绑着练，谁都不能轻松。我很佩服班长说的那句话：“当兵了，就不要和我讲什么民主，新兵训练就得女的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搞不死就往死里搞！以后你到了老部队才知道新兵训练是多么有用。”
班长还有一句口头语：“当兵就是保家卫国，以后首长问起来，你们就得给我这样回答。别说那些有用没用的。”这个“政治课”如此简单、明确，又有些强制。班里的新兵听班长如此说都面面相觑，说老实话要让新兵发自内心说出来，还真不容易。班长让我们说出一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却去让首长相信，我当时感觉困惑，但以后的经历却让我认识到那位新兵班长的确有见识！
班长给我的影响就是做事坚决、决绝，一往直前，死也死在冲锋的路上。这个影响对我如此深刻，一直体现在我的服役期。
班长还让我佩服的，他是从作战部队出来，各种军事技能都很强，让我们看到的无论队列动作或是军人仪表都是抢眼其作风之强硬我一到营地就感受到了。而这一切后来我到边防团才逐渐认识到，估计班长的厉害就是在前沿那种生与死的对敌较量中养成的。
和其他新兵相比，我对条令掌握得比较好，反正上级检查，问我时那是问不倒的。新兵要想成为合格的军人，不懂军人的基本道理咋行？而条令、条例就是军人必须记住、遵守的基本道理、规则。
知道条令、纪律是一回事，与现实联系又是一回事。而在新兵连，有很多违反、违背条令的现象。在我们班最典型的是班长打新兵。
班里一个新兵偷偷到小卖部买零食吃，被班长发现，他惩罚了全班，让大家在帐篷外蹲着，那些同班新战友算是第一次尝到当兵被罚的苦楚，蹲了才五分钟就有蹲不住的，在那里东倒西歪地让班长看了生气，尤其那个偷买零食的弟兄更是痛苦，“砰”地一声坐到了地上。
班长气得嘴里训斥道：“你干什么都不行，破坏纪律你行，你带头！”上去扇了他两个耳光！他那两个耳光让新兵很难吃得消，“呜呜”哭了起来。
我过去拉班长，劝他不要发怒，冷静些。
班长第一次对我发火了，狠狠地说：“谁让你站起来的，不知道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命令吗？”
我灰溜溜地赶快蹲了回去。
然后，他站在我身前，居高临下地问：“你是不是觉得他不该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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