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关键时刻语言学家赵元任站出来了，他比任何人都知道汉语的重要性。只不过他没有旗帜鲜明的提出反对意见，而是别出心裁的写了一篇名为《施氏食狮史》的“奇文”：“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施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是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这篇文章通篇一百余字，虽然读起来有些拗口，但只要耐心点，基本上可以理解文章的意思。但若是将其写成拼音的话，恐怕就连神仙也无法知晓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因为这篇“奇文”每个字的普通话发音都是“shi”，通篇用拼音写下来就是一百多个“shi”，毫无意义！
赵元任写下这篇“奇文”的意思就是要告诉世人，拼音是无法取代汉字的，别的不说，拼音永远也做不到像汉字一样“同音异形”！
赵元任的这篇文章一出，“汉字拼音化”的思潮直接偃旗息鼓，再也没人提议用拉丁拼音取代汉字，汉字这一传承了上千年的瑰宝得以保留下来！
汉语拼音和汉字的较量，其实也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碰撞、也是分析思维和整体思维的比拼。
文字最早是起源于图画，随着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成为了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产生了最初的文字——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在后来发展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以表音为主的字母文字系统；另一种就是以汉字为代表的非字母文字系统。字母文字可以说是对图形进行了完全意义上的抽象和形式化，而中国文字的演化，则始终维持着原始的绘画或符号内容，只是在形成更多文字时，在原有文字构成的基础上，加以种种组合。
“语”、“文”分离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有地域方面、时间方面的变异。中国自古以来就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汉语的方言差异非常显著，汉语发音在时间上的差异也很显著。但是由于汉字表意的特点，使文字与语言保持了一定距离，加之线条的笔画结构演变缓慢，这就克服了汉语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变异，使汉字成为世界上惟一能跨越时空的文字。
只有中国的儿童，仍能读懂2500年前的《诗经》，朗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只有中国的教材，能把唐诗、宋词作为儿童必读的启蒙材料。而三四百年前的英文，除了专家之外，其他人很难读懂。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用汉字记录并积累起来的文献卷帙浩繁淼如烟海，成为了世界上惟一的至今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古老文明。
表意文字让文字能更长于凝练性的表达，使汉字成为世界上单位字符信息量最大的文字。有人在联合国机关里供职多年后发现，在联合国的正式文档里，同一文件的不同语种诸文本，总是中文文本最薄，汉语汉文最简练。
我们在生活中也能很容易发现，一些商品的多文种并列的说明书里，也是中文占据的版面篇幅最少。汉字鲜明直接的表意性富有意味、利于联想，这就为我们传统文化的发展、审美意味的形成奠定了基调，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特性。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对新的科技词汇，所以英文的新词汇爆发性地增长，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理解其具体的含义，但是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没有这个问题，随便几个词的排列组合，就能把新词汇的含义表达清楚，就是一般人也能看懂。比如“计算机”、“手机”、“芯片”，望文生义，基本把内涵都表述出来了。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的思维是抽象的、理性的，中国人的思维是形象的、感性的。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重要原因。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在字母文字中，单个的字母多半没有语义，人们能很自然地把字母用作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符号，对某一事物的本质进行抽象，从而建立起“一对全部”，个别与普遍之间一种抽象关系，并进行规律化的研究。
西方人很早就对语言进行了形式化研究。古希腊人在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语法学，在对语法结构的进一步形式化研究上创立了逻辑学，这样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作为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他创立的形式逻辑学（逻辑学又被称为“思想的语法”）则为西方后世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维基础。
近代科学是建立在符号和符号运算上的一种理论体系，是基于对具象事物本质和普遍联系的研究，它要求精确性、分析性，因而符号文字及与其相适应的抽象思维在这方面得天独厚。
有人说以汉字符号系统为表现形式的思维表达观念，则限制了中国人对其它类型符号的创造思维，制约了中国科技和文化的发展，这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一落千丈的一个深刻原因。
真是这样吗？英国哲学家罗素似乎有不同的观点。
罗素是20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在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为“世纪的智者”。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之邀来中国讲学，目睹了山河破碎贫穷落后的中国，既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西方人没有的优点，也看到了中国人的缺点。
罗素在《中国的文化问题》中，驳斥了西方侵略者宣扬的西方民族“优等”，中华民族“劣等”的观点。他说，“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我相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的从我们西方文明中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面对当时军阀混战贫困落后的中国，罗素却偏向世人宣告：“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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