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不至此。”蔡邕听了，顿时哑然。
蔡瑜并未再说此事，转而问道：“不知阿翁以为当今天下安平否？”
蔡邕愕然：“瑜儿怎有此问？黄巾之后虽时有叛乱，皆被扑灭。如今朝堂生乱，乃是新君继位，宦官趁势作乱。今宦官被诛，朝中诸公定能稳住朝局，又能有何大事？”
蔡瑜面色肃然：“阿翁，我之所见却非如此。中平元年，黄巾起事虽被镇压，余贼遁入山林者不计其数。同年，凉州韩遂、边章起事，至今未曾剿灭。中平二年，西至益州，南至交趾，皆有暴乱。中平三年，江夏郡赵慈起兵，杀南阳太守秦颉，全赖羊公临危受命，禅精竭虑，方才平定。今岁初羊公逝于任上，焉知不是受此事之累？中平四年，荥阳郡有民暴乱，渔阳郡张纯、张举起事，长沙郡区星起事。去岁，中平五年，黄巾余部再起，太原、河东、汝南，青州、徐州、益州，皆有贼乱，声势浩大，聚众百万。今岁，天下稍安，朝中又起纷争。阿翁，这天下果真无事吗？”
蔡邕闻言不语，只是挺立的脊梁似乎垮落下来几分，看起来苍老许多，蔡瑜心里一痛，狠心继续说道：“阿翁曾言，黄巾之祸根由不在民间，而在朝堂。今新君继位，倘若朝中大臣齐心辅佐，尽除先帝弊政，或可一扫倾颓之势，谁知大将军何进又放了董卓这头猛虎入雒阳。董卓一介武夫，粗豪鲁莽，无伊尹霍光之德，偏要行伊尹霍光之事，朝廷公卿大臣定不能容。黄巾之后，各地诸侯手握重兵，名为剿贼，实为拥兵自重，又多与朝堂勾连，只怕此时反董之义军已蓄势待发，只待时机一至，又是一场乱战。不仅如此，大臣、诸侯各怀私心，宗室也有人心怀鬼胎，去岁，太常刘焉请命恢复州牧之制，废史立牧，又自请担任益州牧，一州军、政尽握于手，倒是好算计。”
蔡邕垂目沉默，不发一言，蔡瑜见此，感叹道：“阿翁说，天下能有何大事，依我看来，乱世将至，乱世已至！如今未必是自先帝继位以来最坏之时，恐怕却是将来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最好之时！”
蔡邕听了这话，终于有了动静，只见他抬起头，紧紧盯着蔡瑜的双眼：“我从未想到瑜儿思虑竟如此深远，若果真是乱世，却不知瑜儿有何志向，莫非，是要代汉吗？”
蔡瑜深吸一口气，双目与蔡邕对视，毫不躲闪：“阿翁，我本无大志，时局至此，所思所虑只有两件事：一是护佑家人平安，二是济世安民。华夏大地，大汉百姓，已受尽千万般苦，我实不愿将来看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之等景象。阿翁与我说过，为我取名之时曾许下大愿，望我将来能匡扶天下，叫天下再无一人被饥寒所迫，再无一个婴孩被父母所弃。如今，我所欲者，我将行者，便是此事！”
听得蔡瑜由衷之言，又看到幼子眼中的赤诚，蔡邕松了口气，说道：“瑜儿欲为者，尽可放手为之，只有一事，瑜儿切勿忘却，我虽不愿再入朝堂，亦是汉臣！”
蔡瑜拜道：“阿翁之言，我自当谨记。”
一番稍显紧张的对话过后，父子二人各自释去心中顾虑。
蔡邕对蔡瑜方才所言极为惊异，但细想之后，不得不认同幼子之言大有道理。
于是问道：“我听瑜儿言下之意，似是以为我之应对不妥，瑜儿有何良策？”
“阿翁，争斗一起，吉凶莫测，我不愿阿翁去雒阳行险，但乱世当前，若不设法谋得权位、基业，又谈何自保？因此，雒阳不得不去，我以为，当由我替阿翁往雒阳一行。”
“瑜儿如何能去？又当如何自保？”
“董卓此人，素有勇名，久经沙场，如今大军在侧，兵强马壮，绝非易与之辈，雒阳又有险关据守，一两载内，纵起兵事，当可无恙。彼辈召阿翁入雒阳，无非是看重阿翁名声，以便为其造势，收拢人心。阿翁托病推辞，我亦有些薄名，代阿翁入雒阳一事想来董卓当会应允。至雒阳后，我多示之恭顺，于无关紧要之处献策亦无妨，待取得其信任，再随机应变，寻求脱身时机。至于时日，我眼下虽无法断言，不过，无论成败，短则数月，长则年余，我定会伺机出雒阳。”
蔡邕不擅机变、权谋，对蔡瑜所言不能尽解其意，却能感受到幼子颇具信心，这才颔首应下，当下便按蔡瑜之意书信一封，托天使带给董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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