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就里的方姨见她这样，亦喜亦惊地搀扶起她说：“这样也好，反正赵褔也乐得和他在一起，只是…你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嘛。”阿芳只能用谎话告诉她了：“就是突然感到头有些晕，腿有些发软。”方姨伸手摸了摸她的前额也没觉着异常，看她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就是摸不透就这会儿的功夫就成了这样，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转而一想：‘既然明天能够将张强一并接回，怎么说也是件大好事。’便不再节外生枝的说：“等住下来以后，我就去给你找个大夫问问。”阿芳坚持着回了她的话：“再说吧。”
这里是远东地区的核心位置，四面八方经过这里的人络绎不绝，相对而言经营客栈的营生也不会是少数。
她俩没走多远就在马路对面不远处的一条巷子口看到了一家。
一位身材高大的胖主妇热情接待了她们俩，租金也很便宜，每晚只收六十戈比，不管饭。老板娘还客气的对她俩说：歇脚的地方虽然不大，可附近的餐馆就有好几家，方便得很。
阿芳一开始还是靠着床头和方姨说着话，没多久就真的来了睡意，方姨见太阳还是老高的，就说：“你先休息一会，晚饭时我再来叫你。”起初她也靠在她的身边一直注视着她，想着这以后的日子又该怎么过，直到阿芳出现了细微鼾声时，她才闭上眼睛不知不觉也随着她一起进入了梦乡。
阿芳一觉醒来已是晚上快八点了，惺忪懒散地她还在回味着梦里那些离奇的现象和被留在了东北的儿子。
一段熟悉的对话声从隔壁的过道传了过来：“他呀，就是个白眼狼儿，看着还挺不错的。”“那，你们府里的那个大法官待人热心不？”“八杆子拨拉不到一起的，有他没他一样过日子。”方姨开心的笑声过后就说：“你把我们那疙瘩的话说的叭叭的。”两人的笑声还没停歇，又有客人在大声呼唤着老板娘，语言的调门又变成了通常所能听到的一样了。
阿芳走出来问方姨：“你刚才跟谁在说话呢？”方姨笑了：“你醒了呀，不曾想，这位老板娘说咱东北话比我还地道呢，现在感到饿了吧？”阿芳点了点头。
仍然处在心不能安的她自然而然的就听从了方姨的所有安排。她们来到一家小餐馆要来两份菜一份汤，外加三片面包，没吃几口，就听阿芳说：“这会儿也不知道娅娅她们会不会在找我们。”方姨说：“幸好没出远门，这会儿又想回去了？”阿芳虽然摇着头可心里还是在想着那些都是没有结果的事。
夏天的夜晚原本是要比白天热闹的多，然而现在已经很少见到匆匆往来的行人，取而代之的则是安静下的双双恋人和被酒精麻痹之后的三三俩俩，后者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很深刻的印渍。
阿芳手里的面包快吃完时又言不由衷的把盛牛肉的盘子推给了方姨，她完完全全是用商量的口吻对她说：“这个归你了，你看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呢？”方姨用奇怪的眼光看着她说：“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以前你可不是这样。”“没什么，我只是有些放心不下。”“那有什么，有契柯夫照应着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再说了，这夜晚黑道的，你没瞧见外面的样子嘛”说着还向她暗示了邻桌的几个。
阿芳正是发现了邻桌的他们眼神有些不对劲才想到要回去的，经她再这么一说，也就彻底打消了刚才的念头，她连喝了几口番茄汤后仍然是服从地说：“好好，就听你的，那就慢慢的吃吧。”“这就对喽，要么房租也白付了”方姨说。
为了能让她高兴，方姨尽量在用餐的闲当儿说些轻松愉快的话题，阿芳只是时而点个头，时而显露出浅浅的笑意，很少开口说话，不过她对来这里进餐的客人们身上的服饰表现出了很有兴趣的样子，看着他（她）们身上穿的、脚下蹬的、头上戴的样样都是各有千秋，不像我们的装束近乎千篇一律，缺少色彩。
当方姨一不小心又说到触痛她的感受时，她还能巧妙回避的指着经过门前灯光下的一位妇女说：“你看，她手里的折扇要是拿在你的手上一定会是很好看的。”说的方姨还很娇腆的说：“要是你拿着它呀，准保会更好看。”
一时间，消失不久的轻松畅快又回到了她俩的身心中来。
然而，就在晚餐快要结束时，阿芳又冷不丁的说了句：“她出卖了我。”“什么？汤卖给谁？”“不是，汤，从没有今天这么好喝。”她俩不是打岔就是所问非所答。她俩回到客栈又和老板娘愉快的说了一会话后就在看相很不好的小木盆里擦洗了一下身上的汗渍后就熄灯休息了。
可这简陋的木板房是隔不住各种动响与嬉戏玩耍声的，何况偶尔还会夹杂着一些抱怨声和上蹿下跳的老鼠发出的吱吱声。
下午睡了将近三个小时的阿芳现在也没了睡意，没过一会儿就要翻个身，方姨索性也不装在睡了，她小声的问她：“这大半夜的怎么又不睡了啊。”“睡不着。”“要是睡不着，那我就陪你说说话。”于是，难得睡在一张床上的俩人便压低嗓门寻着话题说着近些时日发生在工厂和家里的一些事儿。
说着说着，难免就说到了伤心处，阿芳说：“本来我们也是准备要回去的，后来张强非要等报了他的仇以后再回去，他也不想想，我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说到‘仇’字，方姨先是咬了咬牙，尔后又长出了一口气黯然神伤的说：“到哪儿都是一样，我们是抗不过那帮有钱又有势力的人，如果你们回去了，我以后又不知道该怎活下去了”她好像在抽泣。“你这是怎么了？”“我一直没有告诉过你，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是苦的不能再苦的人了，如果离开了你们，我还不如死了才好。”
阿芳听她这么一说就坐了起来，伸出手去摇了摇她说：“怎么这么说话，大家再苦，也不能把你苦到哪去。”
方姨也跟着坐了起来难过的说：“一听你说要离开这里，也不知怎么的，心就像是要碎了一样。”“快不要这样，这么多年来也没见你这样，你心里有什么苦楚就说与我，也许会好受些。”
方姨在黑暗里抹了把已经落下的泪水告诉她说：“我家住在东北饶河以北的大山边缘，说是有家，其实就是用石头和泥草堆砌起来的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栖身之所：一张土炕，二床旧棉被，一口铁锅，一口水缸和一张木桌、四条长凳几乎就是我们的所有家当。
稍微停歇了一下，她的声音稳定了许多：“在我成家的第二年里，村子里一个叫赖头的恶棍又来到我的家里，”说到这里她明显有些悲戚：“这人以前也来过，我丈夫怕我再受到他的侮辱就把我藏进红薯地窖里，那恶棍进来就对我丈夫破口大骂，说他是‘奔儿楼巴相’不配有这个漂亮的媳妇，还说了好多麻应人的话，然后就听见一阵打斗声，我蜷缩在地窖里浑身发抖也不敢出来，后来，在一声沉闷的咕咚声过后屋子里突然间平静了下来，接着就是渐渐远去的脚步声，过了好一会后我才敢慢慢的探出头来看个究竟，这一看不打紧，差点就把我吓晕过去，”“怎么了？”阿芳急促地问道。
“我看见我爱人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那时我两腿发软地爬到了他的旁边，看见他的脸色已经苍白，地上还有一滩血迹，这血是从他的后脑勺里流出来的，那时我连哭都没有哭出来，就觉得我的天已经完全的塌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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