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牛痘接种的进行，越来越多的灾民开始聚集在帐篷周围，他们或站或坐，静静地观看着戴思恭的每一个动作。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密切关注着这几名就躺在对外开放的帐篷里的灾民的身体状况变化。
当看到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危险期，并且没有出现任何危及生命的症状时，戴思恭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几天后，当那些接种了牛痘的人们安然无恙地走出帐篷时，灾民们震惊了。
他们看到这些人与之前病恹恹的模样判若两人，这一刻，他们终于相信了牛痘接种法的神奇效果。
这次当众实验的成功，让灾区的百姓开始对牛痘接种法产生了信任。
他们纷纷前来咨询和接种牛痘，很快，整个灾区都掀起了一股接种牛痘的热潮，而且由于牛痘的死亡率远低于人痘接种法，几乎没有民众因为种痘而死，天花的扩散也得到了显著的控制。
百姓对于这种先进的天花防治办法，感到了深深的感激之情。
而为了纪念教会他们这种方法的圣孙，江南灾区的百姓在灾后开始自发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圣孙祠，纪念圣孙所做出的贡献，不知不觉中，朱雄英就多了许许多多的信徒.
而后，朱元璋又将今年在京城周边种植和储存的土豆、红薯，统统运往了江南灾区，这些东西虽然没法长期吃，但短期顶一顶饥荒却足够了。
但这场洪灾的影响却远不止于此，因为伴随着洪灾的发生，一些在过去被掩盖的很好的蛛丝马迹，暴露了出来。
江南是大明的统治腹心之地，所以朱元璋很关心这场洪灾，除了派曹国公李文忠代表他前去江南诸府赈灾以外，朱元璋还亲自把受灾最严重的常州、苏州、松江三府里共四百余名“粮长”叫到了京城，一方面是要对确实受灾的地区进行重点赈济，另一方面也是要确保秋粮的收缴。
所谓“粮长”，是朱元璋规定的税粮征收制度下的产物，从洪武四年开始，规定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地，纳粮一万石左右的地方为一区，指派大户世充粮长，负责征收和解运田粮，除此之外，粮长还有拟订科则、编制图册、申报灾歉、检举逃税等权力。
作为最接地气的皇帝，朱元璋亲自在奉天殿外接见了这群人，要他们回去仔细查勘农田的受灾情况，没受灾的粮田照常纳税，受灾粮田里，佃户和贫苦农民可以获得赈济，要他们如实落实，不许玩小伎俩。
朱元璋这么说，当然是为了让救灾的钱粮尽可能用在最需要救济的人身上，他是农民出身，太清楚“每次灾荒都是底层官吏发财机会”这个道理了，对于基层百姓来说，如果放任不管，那么明明是遭灾五亩，地方官吏可能只给写一亩，而士绅大户，明明是遭灾一亩，却可以写成十亩，按十亩领了救济钱粮后，士绅大户和地方官吏再三七分账。
所以，朱元璋这次直接来了个现代意义上的“b2c”，取消了中间商环节，让粮长把所管辖区域内受灾的百姓和佃户的代表送到京城来，路上食宿车马费用朝廷全包。
结果朱元璋在京城里等了足足一个月，愣是没见到一个进京来见他的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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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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