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啊，汉朝一兴起，就接手了秦朝留下的烂摊子。那时候啊，男人们都去当兵打仗了，老弱病残的就在家里运粮食，大家忙得团团转，可是钱还是不够用。就连天子都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拉车，有的将相甚至只能坐牛车，老百姓家里更是啥也没有。因为秦朝的钱太重太难用了，就下令让老百姓自己铸钱，规定一斤黄金换一斤钱，还简化了法律，减少了禁令。可是啊，总有些不守规矩、只想赚钱的家伙，他们囤积居奇，搞得市场上物价飞涨，一石米都要一万钱，一匹马更是要一百金。
后来啊，天下太平了，高祖皇帝就下令，商人不许穿丝绸衣服，也不许坐马车，还加重了他们的税，想让他们过得憋屈点。孝惠帝、高后那时候，觉得天下刚安定，就放松了对商人的管制。可是啊，商人家的子弟还是不能做官。那时候啊，朝廷还规定了官员的俸禄和官府的开支，然后根据这些向老百姓收税。而那些山川、园池、市场的税收呢，从天子到那些有封地的贵族，都是他们自己留着用的，不纳入国家的经费里。那时候啊，从山东运粮食到京城，每年也不过几十万石。
到了孝文帝的时候啊，荚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轻，于是就重新铸了四铢钱，上面刻着“半两”两个字，还允许老百姓自己铸钱。那时候啊，吴国的一个诸侯，靠着山里的铜矿铸钱，富得跟天子差不多，可后来还是因为叛逆被灭了。还有个叫邓通的大夫，铸钱赚的钱比国王还多。所以啊，吴国和邓家的钱遍布天下，政府也就开始禁止私人铸钱了。
那时候啊，匈奴老是侵犯咱们的北边，驻守的士兵多，边境的粮食都不够吃。于是啊，政府就招募老百姓，谁能把粮食运到边境去，就给谁封爵，最高的能封到大庶长呢！
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上郡以西的地方旱得要命，朝廷又搞起了卖爵令，不过这次价格更亲民，就是为了吸引老百姓参与。还有啊，那些之前因为犯罪要服劳役的人，现在只要给县官送点粮食，就能免罪了。朝廷还加大了马匹的养殖力度，宫室、园林、马匹什么的都越修越多、越养越壮。
等到当今皇上即位几年后，汉朝已经兴起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国家风平浪静，没遇上啥大灾大难，老百姓家家户户都过得挺滋润，仓库里堆满了粮食和钱财。京城的铜钱多得数不过来，钱串子都烂得没法数了。太仓里的粮食也是一仓压一仓，都堆到外面去了，放得太久都发霉不能吃了。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马，田间地头马群成群，想骑个母马出去聚会都找不到。连守城门的都吃香喝辣，当官的能世袭，当差的都能以官为姓了。所以啊，大家都挺珍惜现在的日子，不想犯法，都争着做好事，怕丢了面子。那时候啊，法律宽松，老百姓富裕，就是有些人太有钱了，开始兼并土地，欺负乡里。宗室、公卿大夫这些人也争着比奢侈，房子、车子、衣服都比皇上还牛，一点规矩都没有。哎，啥事儿都是盛极而衰，这是不变的道理啊。
从这以后啊，严助、朱买臣这些人就开始招抚东瓯，跟两越打交道，江淮一带就忙得不可开交了。唐蒙、司马相如这些人又跑去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凿山开路好几千里，巴蜀的老百姓也被折腾得够呛。彭吴、贾灭了朝鲜，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也骚动起来。还有王恢在马邑设谋，结果匈奴断了和亲，不断侵扰北边，战争一直打个没完，老百姓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兵器战甲也消耗得越来越多。出门在外的人要背负重担，在家的人也要送行，全国上下都忙得团团转，老百姓被搞得疲惫不堪，还得想各种办法应对。买官的要交钱，赎罪的要出钱，选举制度也越来越差，廉洁和羞耻心都被丢在一边，武力越来越受重用，法律也越来越严酷。从这时候开始啊，那些只会琢磨着捞钱的大臣就越来越多了。
后来啊，汉朝每年都得派好几万骑兵去打匈奴，还有车骑将军卫青去夺取匈奴的河南地，修建朔方城。那时候啊，汉朝还在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动用了好几万人，千里迢迢运送粮食，结果十几钟粮食才能换到一石，还得在邛、僰这些地方撒钱来征集粮食。过了几年路还没通，那些蛮夷就经常来攻打，朝廷就派兵去剿灭他们。巴蜀地区的赋税根本就不够用来打仗的，于是朝廷就招募豪民去南夷开荒种地，把收到的粮食交给县官，然后在京城领钱。东到沧海郡，征发民夫的费用跟南夷那边差不多。还有啊，朝廷又征了十多万人去修建朔方城，转运粮饷的路途特别遥远，从山东开始，全国的老百姓都被折腾得够呛，耗费了上百亿的钱财，国库也越来越空虚。于是啊，朝廷就开始招募那些能买得起奴婢的人，让他们可以免除终身的赋税，还给当官的增加俸禄，甚至买只羊就能当官，这种奇葩事儿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过了四年，汉朝派了个大将带着六将军，一共十万大军，去攻打右贤王，结果大获全胜，俘虏了一万五千人。第二年，大将军又带着六将军再次出击匈奴，又俘虏了一万九千人。那些打仗有功的将士们，都领到了二十多万斤的黄金赏赐，连俘虏的几万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奖赏，吃穿用度都靠国家供应。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士兵也有十多万，更别说那些兵器和转运粮草的费用了。结果啊，国家财政紧张得不得了，就连赋税都收不上来，还是不够给战士们发军饷。有关部门就提议：“天子说‘我听说五帝的教化方法各不相同，但都能治理好国家；禹和汤的治国方法也不一样，但都能称王天下。他们走的路虽然不同，但建立的功德是一样的。现在北方边境还不安定，我很担忧啊。之前大将军攻打匈奴，俘虏了一万九千人，可是士兵们却没什么吃的。我看啊，干脆让老百姓买爵位或者赎罪，这样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还能激励大家建功立业。’所以啊，我建议设立一种叫‘武功爵’的赏赐制度，一共十七级，总共值三十多万金。那些买了武功爵的人，可以优先补任官吏，而且他们的罪行也可以减轻。最高的武功爵可以到乐卿，这样就能彰显军功了。”这个制度一实行啊，军功多的人就能越级提拔，大的能封侯当卿大夫，小的也能当个郎官小吏。可是啊，这样一来，官职就乱套了，很多官职都形同虚设了。
自从公孙弘用《春秋》的道理来约束臣下，当了汉朝的丞相，张汤用苛刻的法律来断案当了廷尉，于是就有了“见知法”，而那些故意阻挠、破坏、诽谤、彻底追查治罪的案件也多了起来。第二年呢，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了出来，公卿们就顺着线索去查处，结果牵连了一大帮党羽，被处死的就有好几万人。这样一来，官吏们就变得更加严厉苛刻，法令也变得明察秋毫。
那时候啊，朝廷还招募了很多品行端正、贤良文学的士人，有的还当上了公卿大夫。公孙弘当了丞相，生活简朴，吃饭也不讲究，给天下人做了个好榜样。可是啊，这种风气对社会并没什么好处，大家还是越来越追求功利了。
又过了一年，骠骑将军再次出击匈奴，俘虏了四万人。秋天的时候，浑邪王带着几万人来投降，汉朝就派了两万辆车去迎接他们。他们到了之后，都受到了赏赐，连有功的将士也都有份。那一年啊，花费了上百亿的钱财。
在这之前啊，十多年前黄河决堤，梁楚一带已经遭受了好几次水灾了。那些沿河的郡县虽然修了堤坝想挡住河水，可是总是被冲毁，花费的钱财也是数不胜数。后来啊，番系想节省底柱的漕运费用，就挖了汾河、黄河的渠道来灌溉农田，结果动用了好几万人。还有郑当时觉得渭河漕运路线太远，就挖了条直渠从长安到华阴，也是好几万人干的。朔方那边也挖了渠，也是好几万人。这些地方挖渠都挖了好几期，工程还没完成，花费也都是上亿的钱财。哎，那时候啊，真是劳民伤财啊！
那天子为了攻打匈奴，可是大力养马，长安城里吃得马儿们数以万计。可是啊，关中地区养马的人手都不够用了，得从旁边的郡县调人来帮忙。而那些投降的胡人，衣食住行都得靠国家供养，国库都快被掏空了。天子为了省钱，连自己的伙食都缩减了，连拉车的马都减少了，还拿出皇宫里的珍藏来补贴。
第二年呢，山东地区遭了水灾，老百姓饿得慌。天子就派使者去把郡县仓库里的粮食都拿出来救济灾民。可是啊，这点粮食哪够啊，于是又号召那些有钱人互相借贷。但这还是不够啊，最后只能把贫民都迁到关西去，还有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一共有七十多万口人呢，他们的吃喝都得靠国家供应。过了几年，国家还给他们分了产业，使者们分片管理，那场面，真是冠盖相望啊。不过啊，这些花费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多得数都数不过来，国库就这么被掏空了。
而那些富商大贾呢，他们可没闲着，趁着这个机会囤积居奇，转手就赚个百八十倍的利润。那些被封为贵族的人，都得低头向他们求食。这些商人搞冶炼、煮盐，有的家财都累积到万金了，可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却一点忙都不帮，老百姓可真是遭罪啊。于是天子就和公卿们商量，决定改革货币制度，多造点钱来应急，顺便打击那些浮华奢侈、兼并土地的人。
那时候啊，皇宫里有白鹿，少府里又有很多银和锡。自从孝文帝时候开始造四铢钱，到现在都四十多年了。从建元年开始呢，因为用的少，所以县官们经常把铜山开出来铸钱。老百姓也跟着偷偷铸钱，多得数不完。结果呢，钱越来越多，却越来越不值钱；东西越来越少，却越来越贵。有关部门就说了：“古时候啊，有皮做的货币，诸侯们用来进贡和送礼。金子分三等，黄金最好，白金次之，赤金最差。现在半两钱法定重四铢，可是有些奸商就偷偷把里面的铜刮出来，钱就越来越轻，东西就越来越贵。这样一来，远方的人用货币就特别麻烦，还不划算。”于是呢，他们就决定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上绣着漂亮的花纹，做成皮币，价值四十万。王侯和宗室的人来朝见或者送礼，必须用皮币裹着玉璧，这样才行。
另外呢，他们还用银和锡造了白金。他们觉得啊，龙是最尊贵的，马是最有用的，龟是最长寿的，所以白金就分成三等：第一等重八两，圆圆的，上面刻着龙纹，叫“白选”，价值三千；第二等稍微轻一点，方方的，上面刻着马纹，价值五百；第三等更小，扁扁的，上面刻着龟纹，价值三百。他们还下令让县官把半两钱销毁，重新铸三铢钱，钱上的文字和重量相符。对于那些私自铸钱的人，一旦发现就处死。可是啊，这些规定根本没用，官吏和老百姓还是偷偷铸白金，多得数不完呢！
那时候朝廷为了搞钱，就让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位大佬当大农丞，专门负责盐和铁的事务。这桑弘羊呢，因为擅长算数，就当了侍中。这东郭咸阳啊，可是齐地煮盐的大佬，孔仅呢，是南阳冶炼界的大佬，两人都是家财万贯，所以郑当时才推荐他们。而那桑弘羊呢，虽然是洛阳的一个商人之子，但心算能力超强，十三岁就当了侍中。这三个人啊，谈起利益来，那可真是精细到秋毫啊！
随着法令越来越严，好多官吏都被免职了。加上战争频繁，老百姓为了逃避兵役，纷纷买爵位或者当五大夫，所以真正能上战场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呢，朝廷就决定让那些千夫和五大夫去当官，不愿意的就得出马匹来抵。而那些被免职的官吏呢，就被派去上林伐棘，或者去修昆明池。
第二年呢，大将军和骠骑将军又大规模出击匈奴，俘虏了八九万人。朝廷赏赐了五十万金，可是啊，汉军死的战马就有十多万匹，还不算转运粮草和兵器的费用呢。那时候啊，国库空虚，战士们连俸禄都发不出来了。
有关部门就提议说，三铢钱太轻了，容易造假，建议让各郡国铸造五铢钱，钱下面加上边，这样就不能磨掉铜屑了。
大农还上报说，孔仅和咸阳觉得啊，山海是天地的宝藏，都应该归少府管。但陛下不自私，让大农来协助赋税。他们建议招募老百姓自己出钱，用官府的器具来煮盐，官府提供煮盐的牢盆。那些想靠山海资源发财的游民和奸商，就会欺负老百姓。现在啊，反对的声音多得听不完。所以，敢私自铸铁器煮盐的，就罚他们左脚穿铁鞋，没收他们的器物。在那些不出铁的郡县呢，就设置小铁官，隶属于当地县。于是呢，朝廷就派孔仅和东郭咸阳到各地去推行盐铁政策，建立官府，还选拔了一些原来靠盐铁发家的富户当官。这样一来啊，官吏的队伍就越来越杂了，选拔也不严格了，商人当官的就越来越多了。
话说啊，那些商人们一看货币制度变了，纷纷开始囤积货物，想趁机捞一把。于是公卿们就向皇帝建议：“陛下啊，现在郡国受灾挺严重的，那些没产业的贫民，咱们可以招募他们到土地肥沃的地方去。您自己也得省着点吃，省点钱出来救济老百姓，同时减少赋税。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去耕田，反而都想当商人赚钱。那些贫困的人啥也没有，都得靠政府救济。以前呢，对轺车和商人的税收都有明确规定，现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恢复这个制度呢？那些做生意的、搞手工的、放高利贷的，还有靠买卖东西赚钱的，就算他们没有市籍，也得自己上报财产，每两千钱交一份税。那些搞手工业和有铸造业的，每四千钱交一份税。不是官吏但享有三老、北边骑士待遇的，轺车交一份税；商人的轺车交两份税；五丈以上的船也交一份税。谁敢瞒报或者报不全，就得去边疆服兵役一年，财产充公。如果有人能举报，就赏他一半充公的财产。那些有市籍的商人，包括他们的家属，都不能买地，这样农民就有地种了。谁敢违反这个命令，土地和奴隶全部充公。”
皇帝听了这建议，就想起了卜式的话，于是就把他召来，拜为中郎，还赐了爵位和十顷田地，并且公告天下，让大家知道他的事迹。
说起卜式啊，这哥们儿是河南人，靠种田放羊为生。他爸妈去世后，留下个年幼的弟弟。卜式呢，特别有担当，他把家里的羊啊、田啊、房子啊都留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山里去放羊。过了十多年，他的羊从一百多只变成了上千只，还买了不少田地和房子。而他弟弟呢，因为不善于经营，把家业都败光了。卜式呢，也不计较，多次把财产分给弟弟。那时候汉朝经常派兵打匈奴，卜式就主动上书，愿意把一半的家产捐给国家支持边防。皇帝派人问他：“你想当官吗？”卜式说：“我从小就放羊，不懂当官的事儿，不想当。”又问：“那你家里有冤屈，想告状吗？”卜式说：“我跟人从没吵过架。乡亲们穷了我会借钱给他们，不好的我会劝他们改，大家都听我的。我哪有啥冤屈啊，没啥好告的。”使者说：“那你为啥这么做呢？”卜式说：“我觉得打匈奴是正义的事，有钱的就该出钱支持，这样匈奴才能被消灭。”使者把这话报给皇帝，皇帝又跟丞相公孙弘说了。公孙弘却觉得卜式不是正常人，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就坏了规矩，建议皇帝别答应他。于是皇帝就没理卜式，过了几年才把他忘了。卜式呢，回家继续种田放羊。过了一年多，赶上军队多次出征，加上浑邪王等人投降，国库都掏空了。第二年，贫民大批迁徙，都得靠政府救济，钱根本不够用。这时候卜式拿着二十万钱给河南太守，用来救济移民。河南太守上报了富豪们助贫的名单，皇帝看到卜式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不就是那个想捐一半家产支持边防的人吗？”于是赐给卜式四百名免役的罪徒。卜式呢，又把这些人都交给了政府。那时候富豪们都忙着藏钱，只有卜式想捐钱帮国家渡过难关。皇帝觉得卜式这人真是有长者的风范，应该好好表彰他来引导百姓。
当初卜式并不想当郎官，皇帝就说：“我上林苑里有羊，你去帮我放羊吧。”卜式一听，那就去吧，于是穿着布衣草鞋去放羊了。过了一年多，那羊养得肥肥壮壮的。皇帝一看，哟，这卜式放羊可以啊！卜式就说：“陛下，放羊和治理百姓其实是一样的，得按时起居，不好的就得及时剔除，别让他们坏了整个群体。”皇帝一听，觉得卜式真是个奇才，就让他去缑氏县试试当县令，结果缑氏县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后来又升他去做成皋县令，负责漕运，也干得非常出色。皇帝觉得卜式这人既朴实又忠诚，就拜他为齐王的太傅。
而另一边呢，孔仅负责让天下铸造各种器具，三年后就升为大农，位列九卿之一。桑弘羊则当了大农丞，负责各种会计事务，还慢慢设立了均输制度来流通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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