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自己的辞职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然而令婉晴失望的是，当她办完所有辞职手续后，几位过往的同事见了她以后却说：“恭喜你！终于解脱了！”
其实，她早就腾出了一把手的位置。一个位置有了空缺，就意味着领导可以在若干位置安排若干需要安排的人。
文莉了解婉晴的苦衷，见到她后，拥抱着直掉眼泪。
“以后千万不能悄无声息不联系了，无论你到哪里，我们都是好朋友，最知心的那种！”
文莉说不下去了。
国内的事情处理完，婉晴就回了多伦多。
这次她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将国内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从此她彻底放飞自我了。
这次回去的时候，她与沐洋商量了，她很想在Peterborough买一个农场，或者起码在这里买一套独立屋，她觉得，特别是男孩子大了，他们也都需要自己的空间，如果总是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将来如果找了女朋友，会被女孩子误认为是个“妈宝男”的。
实际上，两个孩子真还没有“妈宝”那种依赖和无主见的毛病，他们只是将学业看得太重了，所以一直都没有找女朋友。
听Helen说，她家儿子小闫同学已经找了第三个女朋友了，听到这些，婉晴就十分着急。
一天，老二告诉婉晴，他们同学中有男同、女同，问妈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婉晴没好气地说：“那真是瞎胡闹！他们自己真的认为性取向天生就这样吗？我不信，我觉得，他们就是好奇、耍酷，或者就是内心受到了伤害，而去选择一种更加刺激的交友方式。”
婉晴一直认为，西方国家对性少数群体（LGBTQ+）更加包容和接受，尤其是近几年来，美国和加拿大对这一问题的接受程度有些让她担心。她知道，这里的法律和整个社会阶层对同性恋的态度相对开放。这也是西方“政治正确”的一部分，是一种西方社会“左派”思潮的泛滥。
在这样的环境中，来自国内的留学生们有更多机会反思和探索自己的身份，包括性取向。他们可能会感到更多的自由和安全，从而敢于探索和表达自己的性取向。
在中国国内，传统文化和社会压力可能使许多真正的同性恋者选择隐瞒自己的性取向，假如这些孩子出国后，远离了家庭和社会的直接压力，在新的环境中，他们可能更容易表达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婉晴认为，更多的孩子是年轻人好奇心使然，还有一种“趋同”的“攀比心”在作祟。
“我觉得，国外留学的好男孩少之又少，女孩子倒是扎堆，如果男孩子之间产生感情，那不是又无形中减少了资源吗？不管别人怎么做，你们可一定要给妈妈做一个心理正常的男孩子噢！你老李家还指望你们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呢！”婉晴苦口婆心，生怕两个孩子出了什么状况。
“你们看人家小闫，虽然贪玩，但是在找女朋友这事儿上，人家还是挺认真的。我觉得，单就这一点，你们也应该向他学习学习，我就不信你们学校或者周围的学校没有你们中意的女孩子了，那些能送孩子出国的，父母都挺不错的，我估计人家的家境也都不错。”婉晴开始了唠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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