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崇祯处理的主要都是一些“重要且紧急”的事务。
也就是解决大战期间突然涌现的军事问题、人事问题和财政问题，同时也为后面若干年的几场大决战做好准备。
军事问题初步理顺了战时指挥体系，避免出现战场上互相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事情。
别小看了这个事，原本的历史上，督查刘宇亮反反复复地给督臣孙传庭制造麻烦，质疑他的军事部署，向皇帝告他的刁状，“甩锅大赛”比现在热闹、精彩得多，孙传庭至少一半的精力都在应对刘宇亮制造的各种麻烦。
刘宇亮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因为他南下“督察军事”以来，突然发现自己竟然“什么都不是”。
他一向自视甚高，自诩“知兵”，平日里也常和家仆摔跤、练剑，好与友人“谈兵”，一副“知兵名士”的派头，没想到一上战场就抓了瞎。
其实不抓瞎才怪呢！
他没有基干部队，没有实际的军权，他的命令就没人理会，那陈弘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此一段时间过去，不但一点军功没捞到，反倒是挫折不断，个人威信大幅下降，空有一个督察的名头，实际连一个吉祥物都算不上，反倒因为此行可能召来大堆的“灾祸”——按照大明的惯例，他对失地丧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谁让他是“首辅兼督察”呢！
尤其在他“督察军事”期间，宣大军还兵败贾庄，连督臣都战死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也为了推卸将来的战败责任，他私下听从了杨嗣昌的劝告，不断地给孙传庭制造麻烦。而孙传庭也是个宁折不弯的狠人，一点也没有惯着他，一边指挥打仗一边和他打起了擂台，两人在三个月的作战时间里，就这样一边互相拆台，一边应对东虏。
至于高起潜，人家没有反复拖后腿、反复告刁状就已经是给你孙传庭面子了。
这事的本源说是杨嗣昌弄权，其实还是崇祯本人对军事规律漠视造成的，他以治政的方法来管理军事，自然要收获苦果。
治政需要平衡，需要牵制，以免大权旁落，可军事上也这么干，收获的可就是不断失利和孙传庭的撂挑子——“耳朵聋了”，不干了。
现在的崇祯初步定下了两人的权责：以孙传庭为主，负责指挥作战，刘宇亮就负责激励士气、筹措军需吧。
至于曹大公公，除了监军，他实际上还是勇卫营那近万人部队的最高统帅，也是宣大军实际上的统帅，而且曹公公为人比较温和，不会那么激烈，应该能跟孙传庭合作良好。何况他也知道那柄金铁如意的实际含义，自然不会找孙传庭的麻烦，拆对方的台。
至于关宁军，大战在即，换帅是不可能的，就还保持原来的组织架构，让他们带罪立功吧。
至于祖大寿、孙传庭所说的东虏在锦州、松山将来可能的异动，就调两个营过去吧。
至于吴三桂，听到他请战事迹后崇祯赐了他一幅字“积健为雄”——人都需要激励呀，自己前世何尝不是如此？得了领导的一个小东西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又写了“厚德载物”给左良玉，写了“士力日新”给孙应元、周遇吉和黄得功。
这是未来的几大帅臣，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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