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是圆圆有错在先，花姐想让她回冬瓜城去工作，而圆圆是如此倔强。因此，花姐常常打来电话，唠叨些有的没的，给她讲谁谁谁家的女儿给妈妈买了啥啥啥，带妈妈去哪哪哪旅游，给妈妈多少多少钱，说着说着就开始数落圆圆——表达她不能被“承欢膝下”的不满。要不就是摆出一副见多识广的长辈的姿态，叮嘱圆圆一定要搞好办公室关系，甚至一定要穿高跟鞋之类的……
圆圆不胜其烦，开始拒绝接电话。于是，花姐开始发信息，时间很长很长的语音，圆圆不想听。于是变成了穿插着许多错别字的大段大段的话，可想而知，内容自然不是“我女儿真乖真漂亮”之类的话。
圆圆没有要去的地方，她还没有适宜结伴出游的朋友，也还没对本地熟悉到胆敢独自游荡的程度。但是，如果半个月都自己待在屋里，不是太可怜了吗？
圆圆决定联系那个女孩，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见到她妈妈。
事情的进展远远超出了圆圆的预期，使她愈发惊讶于她所不熟悉的世界的精彩来。
圆圆顺利同女孩取得了联系，她的名字叫沈怡（圆圆喜欢她的名字）。沈怡现在已经是圆圆的师妹了，她已经在圆圆的母校里就读了一年。原来，当年的冬令营时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所高校的保送资格，冬令营寓学于乐是假，考查才是真。
沈怡组织了一群学生，正要出发去支教！像她这样沐浴着爱长大的孩子，总是既有活力又自信十足——两者结合就几乎所向披靡。她还是低年级学生，不具有申报组织素质拓展项目的资格，但她就是有能力找到学姐学长帮她当旗帜。她的队伍已经筹措完毕，物资也全都到位了。她是以先遣部队的身份回到老家来的，目的是同支教的对象取得联系，安排一应事宜。那个据说极偏远的山村，就在他们这座城市的辖下。
圆圆的联系很是时候，她立刻就被沈怡热情地邀请了。
作为一个一贯内向的女孩，圆圆是想拒绝的，但她又无法说服自己放弃同沈怡亲近（以便接近她妈妈）的意愿。几千公里的距离，她都来了，怎么会放弃摆在眼前的机会呢？
出发去火车站跟其他学生汇合那天，由沈怡的爸爸开着车送她们，而沈怡的妈妈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他们从自家出来，先来单身公寓接上圆圆，再往火车站去。在圆圆开门上车时，沈怡的妈妈温和地同她打了招呼，而沈爸爸则热情洋溢。之后的短暂旅途里，沈怡像小鸟一样兴奋地叽叽喳喳，而她妈妈只说了很少的话，遣词造句都只让圆圆愈发喜欢她。后来，沈怡提到妈妈很会做饭，还邀请圆圆支教回来后来她家做客。听到这些话，圆圆的心脏简直要从胸口跳出来了。她是多么想知道啊，公主的城堡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公主一家的日常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往后的日子里，圆圆差不多都同沈怡待在一起。或者说，她总是跟着沈怡。她喜欢这群弟弟妹妹们，但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姐姐，倒像是个没有主张的小丫鬟。
虽然大多数时间眼里只有沈怡（但沈怡的眼里绝非只有圆圆），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圆圆的内心深处展开了。在这个世界里，有坐在柴火堆上抱着吉他唱“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的青年，有站在山顶摆开画架迎着风涂抹颜料的女孩，有推着铁丝环跑在尘土飞扬中的少年，有把凤仙花的花瓣捣碎了染指甲的少女……
跟眼前的景物比，圆圆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并不能称为“乡下”。虽然跟像沈怡那样的工薪家庭孩子相比，圆圆又是彻头彻尾的“乡下”。现在，他们都在一起，在这荒郊野外的偏僻的小山村里，倒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平等。
从一开始的不方便、略拘束，到后来的得心应手、顺其自然，时间过得很快。支教还没有结束，但是圆圆的假期快结束了，她该先行出发返回了。
时间走到了圆圆即将离开的前一夜，在她的旁边，沈怡已经睡着了，均匀的呼吸声游进了圆圆的耳朵里。圆圆睡不着，从小到大，每逢第二天有出行安排时她都会失眠。她在脑子里预演第二天的安排，沈怡会送她到乡里，坐老乡的拖拉机去。往后就剩下了她自己，从乡上搭村村通去县城，再从县城搭长途汽车回市里，然后再坐公交车回到她温馨的小房间里……她怕自己忘了，早就把这些行程安排写了下来，正在她随身的记事本里等着她一条条去打钩。
那时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花姐正在做出摊前的准备工作，把各种预先备好的材料搬上餐车，给装满韭菜碎的大脸盆套上塑料袋，再打上活结。她丈夫白天总是不在家的，他要在自己的手机维修店里待到晚上才回来。他们现在住在花姐和花婶、大黄、圆圆一起住过的这个家里，因为这里是一楼，得考虑花姐的餐车。
活结没有打好，变成了死结，花姐一边把结解开，一边骂骂咧咧了两句。这时候，她扔在桌上的手机响了。
电话里传出的是一个女性的声音，低沉温和，很有力量但又仿佛充满歉意。对方先自报了家门，花姐没听清楚，因为她注意到一只苍蝇正围着她的正在发酵中的香喷喷的面团打转。她一边“嗯嗯嗯”着，一边朝餐车走过去，一边挥舞着手驱赶那只讨厌的苍蝇。
然而，她的手渐渐地放了下来。
电话里的声音说起了“小山村”，说起了“支教”，她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她有点烦躁），而当对方说起“黄圆圆”这个名字的时候，她忽然想起对方自报的工作单位似乎就是女儿非要去的那个，她的精神一下子紧张了，手不由得攥紧了餐车的边缘。然后她又听到些“拖拉机”、“野猪”、“山崖”、“搜救”之类的词，她的心逐渐跳到了嗓子眼。
电话那边已泣不成声，这本该是两个同病相怜的母亲的惺惺相惜，无奈花姐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直到对方已挂断了电话，直到手机的短信音响起，是对方发来的地址和联系方式。花姐这才确信发生了什么，她的身子沿着餐车的边缘慢慢滑了下去，伴随着一声“哇——”没有打结的韭菜盆掉到了地上，一地都是韭菜香。
花姐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她已经步入中老年，不会再有新的孩子了。她的整个的生活，献给了韭菜，献给了丈夫女儿（或者，是丈夫女儿献给了她）。所幸，她还有点老本儿，也还有个老伴儿，还不至于生活得太差，无非是没有希望和盼头罢了。
然而，这世界上谁又有希望和盼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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