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埠贵只好回自己老家晋省下面的一个小县城。由于身上没带多少钱,途中饥渴交加,再加上一路担惊受怕,凭着一口气,硬撑着回到老家,然后就病倒了,这一病就是大半年,等病好以后,家里的积蓄也花的差不多了,还欠了一些债务。
阎家也就是在小县城里开了两间铺子,论出身算是个城市小业主,原本家境也不富裕,只能算是小康之家,为了供阎埠贵读书就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这下再也没能力供他读书了,连去长安的路费都凑不出来,阎埠贵也就息了上学的心思,在县里一所小学谋了个教书的差使。
过了两年,他一位同学写信请他到京城教书,薪水比他原先要高出不少,于是他就带着同样小康家庭出身的新婚妻子宋桂兰,来到了京城东直门小学任教。
这一教就是二十多年没腾地儿,由于他是大学肄业,且大学仅读了一年,相当于中专文凭,工资不是很高,阎解成参加工作前,全家六口人就靠他一个人工作养活,再加上年轻时的逃难遭遇和晋省人的一贯精打细算,又是位数学老师,对数字较为敏感,养成了凡事都爱算计的性格。
每逢过年的时候,为了给别人写春联换个三瓜两枣的润笔费,还要召开全院大会。
话说回来,倒也不能完全说阎埠贵抠门,只是喜欢计算得失,在吃食上过于节省,也可能是这年头大家都差不多是这样,觉得能吃饱就行,能省就省。
但阎埠贵在其他方面倒也舍得花钱,比如全院仅有三辆的自行车,他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两辆自行车的主人分别是许大茂和何雨水。
许大茂就不说了,他是真正的全院首富,老婆娄晓娥是大资本家的女儿,轧钢厂以前就是她家的,只不过公私合营后成了股东,他自己作为轧钢厂的八级放映员,每月工资也有35.5元,再加上下乡补贴2块钱,跟傻柱的工资一样,算上顺带拿点乡下土特产,有钱都没地花。
何雨水也参加工作两三年了,是棉纺厂的正式工,和傻柱兄妹两个都是工薪阶层,每月工资加起来也有60多块,每逢红白喜事,傻柱还能去给别人帮厨,捞点外快,家里又没有别的负担,买个自行车也不难。
另外,老阎家还有手表、缝纫机、收音机,这年代所谓的“三转一响”他们家也都置办齐了。只是手表只有带在阎埠贵手上的一块,自行车也舍不得让别人骑,收音机更奇葩,每次听的时候声音都调的很轻,也就堪堪能听清,说什么声音放太大费电,这也太会算计了。
阎解旷一边想着便宜老爸阎埠贵的一些事,一边打量属于自己和阎解放的房间,大小十五六个平方,水泥地白粉墙,对门靠墙摆放着一张上下铺的双层木板床,床边的墙壁糊满了旧报纸,防止睡觉的时候沾染墙灰。
前后两个边框漆成绿色的窗户,下方各放着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兄弟俩每人一张,用来学习做作业。
门边靠墙还摆放着一个老式三开门衣柜,中间门上是一面玻璃镜子,左边们描着牡丹,寓意“花开富贵”,右边描着“鸳鸯戏水”,柜子的油漆已经斑驳,阎解旷猜测应该是便宜老爸阎埠贵和宋桂兰结婚时置办的。
除此之外,整个房间再没有其他家具。
阎解旷暗自叹了一口气,既来之,则安之吧,好歹出身在京城,有着京城户口,还能有口饱饭吃,总比到那些不知道在哪的犄角旮旯、穷山恶水的地方强的多,这年头吃不饱饭的地儿可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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